“比如以‘文化传播公司’‘古董鉴定中心’为幌子，不公开使用‘景和会’的名字，但用这个符号作为内部标识？”
周馆长摇头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《古籍馆会员登记册》，翻开其中一页：“我们馆登记的民间组织有 16 个，涉及宋代文化的只有 3 个，分别是‘宋代诗词研究会’‘古铜镜收藏协会’‘古籍修复联盟’，我让工作人员查了它们的活动记录、会员徽章，都和这个符号无关。上个月刚办过‘宋代文物交流会’，来了二十多个外地专家，也没听说哪个组织和‘景和会’沾边。”
另一组侦查员小陈，则带队去了市文物协会。协会的会议室里，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会员围坐在一起，看着符号照片议论纷纷。从事古董修复六十多年的老匠人孙福全，手指在照片上轻轻点着，眉头紧锁：“这符号…… 我好像在哪见过。” 他沉默了片刻，突然想起什么，“四十多年前，我帮一个姓柳的商人修过一个宋代楠木木箱，箱底有个模糊的圆形印记，当时用酒精擦拭后，隐约看到‘景和’两个字，但那印记太浅，又被虫蛀过，我没太在意。后来那木箱被姓柳的商人带走，说是要送给海外的朋友，再也没见过。”
“您还记得姓柳的商人的具体信息吗？比如籍贯、年龄，或者木箱上的其他特征？” 小陈立刻拿出笔记本，笔尖悬在纸上，生怕错过关键信息。
孙福全却摇了摇头，语气里满是遗憾：“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记不清了。只记得那木箱是楠木的，上面刻着缠枝莲纹，铜锁是宋代‘九转玲珑锁’的样式，其他的…… 实在想不起来了。那时候我还年轻，修复完就交还给对方，没多问。”
这样的走访持续了整整三天。侦查员们跑遍了全市 23 家古籍店、17 个古玩市场、8 家民间博物馆，甚至驱车去了周边三个县城的历史村落，累计走访 127 人，覆盖 32 家机构，却始终没找到实质性线索。有的老人听过 “景和会” 的传说，却讲不出具体细节；有的古董商见过类似古篆符号，却记不清来源；更多人则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组织，连符号都觉得陌生。
“太反常了。” 小陈带着组员回到专案组，将厚厚的走访记录摊在桌上，语气里满是挫败，“我们把符号印在宣传单上，挨家挨户地问，甚至调了近十年的古董交流会视频，都没找到有人使用或认识这个符号。如果‘景和会’真的还在活动，他们到底藏在什么地方？”
信息组的排查也陷入了僵局。李岩拿着一份《“景和会” 排查总结报告》走进办公区，报告首页用红笔写着 “未发现相关现代组织信息”，后面附着密密麻麻的排查清单：“1 全国公安数据库：无匹配现代组织；2 高校历史档案：无景和会传承记录；3 民间社团登记：无同名或同符号组织；4 海外文物机构：无相关标识记录”。“我们甚至联系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、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史专家，他们都认为景和会在明清时期就已彻底消失，现代出现的符号，很可能是凶手刻意模仿古代标记，制造‘组织传承’的假象，混淆侦查方向。”
这个推测让办公区的气氛瞬间变得压抑。组员们看着墙上的符号照片，又看了看 “汴京案” 资料里的古代标记，脸上都露出了困惑。小张揉着发酸的眼睛，指着屏幕上的符号：“如果只是模仿，凶手也太较真了吧？不仅符号一模一样，连烙具工艺、加热温度都和宋代一致，这得对景和会多了解才能做到？”
沈驰坐在案情板前，手指在 “景和会” 的符号上轻轻敲击，眉头紧锁。他拿起手机，拨通了宋清砚的电话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困惑：“陆衍，符号排查没找到任何‘景和会’的现代信息，高校专家说这组织可能早就没了，你之前判断的‘组织传承’，会不会出了偏差？”
电话那头的宋清砚沉默了几秒，声音依旧坚定：“不会错。周天启身上的烙痕，‘景’字回锋的角度、‘和’字口部的弧度，甚至烙具留下的微小锯齿印，都和‘汴京案’的标记完全一致 —— 这不是简单模仿能做到的，需要掌握景和会的核心工艺。凶手要么是组织的隐秘传承者，要么是拿到了景和会的原始资料，比如当年的烙具图纸、标记规范。现在没找到线索，只是因为他们隐藏得太深，可能不注册公开组织，只通过私人关系传递信息，比如古董交易中的‘暗语’‘暗号’，不会留下纸质记录。”
沈驰挂了电话，看着满室疲惫的组员，深吸了一口气：“大家别灰心。景和会能隐藏近八百年，说明他们最擅长的就是‘隐身’，我们没找到线索，反而证明方向没错 —— 他们怕我们找到，才藏得这么深。从现在起，排查方向调整为‘间接关联’：不直接找‘景和会’这个组织，而是查与‘汴京案’相关的宋代文物交易、古籍流转、机关术研究，比如谁买过《汴京案纪事》孤本的复刻本，谁掌握宋代合金加工工艺，谁在研究景和会的历史 —— 这些人里，说不定就有我们要找的人。”
他将《排查总结报告》放在桌角，重新拿起 “景和” 符号照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