们省下一口粮食，留给更需要的人；他们彼此扶持，互相帮衬，在苦难中传递着温暖与力量。
困难是真实存在的，它象一块巨石，压在每个人的心头；但希望也是真实的，它象一盏明灯，指引着人们前行的方向。
就象后院那片刚种下的菜地，虽然现在还只是一片平整的土地，虽然还不知道未来能长出多少蔬菜，能收获多少希望，但至少，他们已经种下了种子。
种下了，就有盼头；种下了，就有希望。这希望，会在风雨中扎根，在坚守中生长，终有一天，会迎来丰收的喜悦。
而这个年代的人们，也会在这份希望的支撑下，一步步走出困境，走向光明的未来。
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的北京城，冷得刻骨，象是被冰窖裹住了一般，连空气都仿佛冻成了硬块，吸进肺里，带着针扎似的疼。
寒流是在十二月七日那天突然降临的。前一天还只是寻常冬日的阴冷，风里带着几分湿冷，却还能让人勉强忍受。
可一夜之间，北风像千万头咆哮的野兽，呼啸着席卷了整座城市，门窗被吹得哐哐作响，树枝在风中疯狂摇晃，发出呜咽般的嘶吼。
第二天早晨，徐慧真推开屋门，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，满目皆白，却不是柔软的雪，而是一层厚厚的白霜，复盖在屋顶、墙头、树枝上，把整个世界都裹上了一层冰冷的银装。
屋檐下，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冰溜子。短的像尖锐的锥子，长的足有半米，能一直垂到地面，晶莹剔透，却透着一股冷酷的寒气。
晨光洒在上面，折射出刺眼的光，仿佛一不小心就会被这冰棱划破。胡同里的几口大水缸，因为夜里的严寒，竟冻裂了好几口，水缸壁上裂开长长的缝隙，里面的冰碴子顺着缝隙往外溢，在缸底凝结成厚厚的冰坨。
青石板路也结了一层薄薄的冰，又滑又硬，走路只能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，脚尖试探着往前蹭，稍不留神就会摔个四脚朝天，疼得半天缓不过劲来。
比严寒更让人难熬的是，煤不够烧了。
往年这时候，各家各户早早就囤好了过冬的煤。蜂窝煤整整齐齐地堆在屋檐下，用旧席子或塑料布盖着，堆得象小山似的，足够烧到开春。
可今年却大不相同，煤店门口天天排着长长的队伍，蜿蜒曲折，能绕着胡同转半圈。每人每次限购五十斤，还得凭户口本和煤本登记，少一样都买不成。
就这区区五十斤煤，省着点烧，也只够一家三口用十来天，像李家这样九口人的大家庭，更是捉襟见肘。
南锣鼓巷 95 号院里，清晨六点，天还黑沉沉的，连星星都躲在云层后不肯露面，徐慧真就已经裹着厚厚的棉袄出了门。
她身上穿的是打了好几块不显眼补丁的旧棉袄，里面塞的是李天佑拿回来的新棉花，外面又套了件半新的罩衣，脖子上围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围巾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
手里紧紧攥着全家的户口本和煤本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，她要赶去煤店排队，去晚了，恐怕连一点煤都买不上。
走到巷口的煤店时，队伍已经排了二十多人。排在前面的都是院里和附近的妇女，一个个缩着脖子，双手揣在袖筒里，不停地跺着脚，试图驱散身上的寒气。
嘴里呵出的白气，在凛冽的寒风中瞬间消散，每个人的脸都冻得发青，鼻尖和耳朵红得象要渗出血来。
“慧真，你可来了？” 队伍前头的张大姐看见她，连忙打招呼，声音因为寒冷而有些发颤。
“来了，张大姐。今儿这队伍，能买上煤吗？” 徐慧真快步走到队伍末尾站好，往手上呵了口热气，搓了搓冻得僵硬的手。
“悬啊。” 张大姐重重叹了口气，脸上满是愁容，“昨儿我天不亮就来了，排了一上午，冻得差点没缓过来，结果轮到我的时候，煤店说没货了，让明天再来。我听煤店的人私下说，从山西调运的煤车在路上耽搁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。”
队伍一点点往前挪，速度慢得象蜗牛爬。寒风像锋利的刀子，刮在脸上、手上，生疼生疼的，徐慧真把围巾又裹紧了些，露出的眼睛上，睫毛很快就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。
她忍不住想起家里：孩子们这时候该起床了，屋里没有生火，冷得象冰窖，肯定冻得缩在被窝里不肯出来。得赶紧买上煤回去生火，不然孩子们洗漱、吃饭都得挨冻。可这煤，到底能不能买上呢？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天渐渐亮了，太阳慢慢爬上天空，却没有带来丝毫暖意，阳光洒在冰面上，反射出冰冷的光。
直到上午九点多，徐慧真才终于排到了煤店的窗口。窗口里的售货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，双手冻得通红发僵，说话都带着颤音：“户口本，煤本，都递进来。”
徐慧真连忙把手里的证件递进去，心里紧张得怦怦直跳。小伙翻了翻户口本，又核对了煤本上的记录，抬头说：“你家九口人，按定量是四百五十斤。但今天只有蜂窝煤，块煤早就没了，要不要？”
“要，蜂窝煤也行！” 徐慧真毫不尤豫地回答，只要能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