：“这七年，我看着法国被占领，看着德国人造坦克、造飞机、造大炮。我也看着施耐德公司为德国人生产军火零件。每天晚上我都睡不着，我在想，我儿子的问题，我该怎么回答。”
他指了指图纸：“这是我唯一能给出的答案。这个调速器，能让山村有电，能让磨坊运转，能让孩子们在电灯下读书。它很小，改变不了世界。但也许……也许能改变一个村子。”
杜英鸿看着老人，又看看图纸。他想起沈知渊常说的一句话：技术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先进，而在于它用在什么地方。
“我们会让它在中国发挥作用。”杜英鸿郑重地说，“我向你保证。”
老人眼睛湿润了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，在图纸右下角签上名字和日期：皮埃尔·勒费弗尔，1944年6月4日。
“如果您需要，”老人说，“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中国。我老了，但手还没抖，脑子还清楚。”
杜英鸿当场签署聘书——盘古集团“水力工程顾问”，月薪五百美元，提供住房和医疗。老人接过聘书，手在颤抖。
“我得先安顿好老伴。”他说，“她身体不好，不能长途旅行。等我安排好了，明年春天，我去上海找你们。”
“一言为定。”
两人握手。老人的手很粗糙，满是老茧，那是一双工程师的手。
凌晨五点，最后一批货物装船完毕。三艘货轮的烟囱开始冒出黑烟，引擎预热。八十九名欧洲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已经全部登船，分配在三个船舱里。孩子们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，大人们紧张地等待着。
杜英鸿站在“曙光号”舰桥上，看着码头上影子小队的队员们在做最后的检查。突然，港口入口处传来枪声。
很清脆的手枪声，在寂静的黎明前格外刺耳。
通话器里传来码头队员的声音：“一队德国巡逻兵，约十二人，正朝码头过来。维希警察在阻拦，发生争执。”
杜英鸿立刻下令：“切断缆绳，启航！”
水手们用斧头砍断缆绳，三艘货轮同时启动引擎，缓缓离开泊位。螺旋桨搅动海水，发出低沉的轰鸣。
德国巡逻兵冲到码头边，举起步枪。“停船！立刻停船！”
杜英鸿走到船舷边，用德语大喊：“我们是中立国货轮，已获自由法国和美国授权！这是医疗物资，目的地是中国战区！”
带队的德军少尉用手电筒照向船身，看到舷侧漆着的红十字标志，还有“国际红十字会”的法文标识。他犹豫了。
这时，之前收钱的警察局长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用德语解释：“少尉先生，这些确实是医疗物资，手续齐全。如果耽误了运输，可能会引起外交纠纷……”
少尉看看局长，又看看正在离港的货轮。他骂了几句脏话，挥手示意士兵放下枪。
货轮驶出防波堤，进入地中海开阔水域。杜英鸿看着码头上的灯光越来越小，终于松了口气。
但他知道，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